1995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和香港市政局联合在香港举办“锦绣罗衣巧夺天工”展览，其中第二号展品《缂丝花鸟纹袍服片幅》，这幅缂丝的花鸟纹饰与北宋缂丝紫汤荷花、紫天鹿等风格相近，而其上部作开光云肩的范围内有一个红色圆形，圆形中饰有一只三足鸟，象征太阳，显然这是承袭了隋唐以来皇帝礼服有“肩挑日月，背负星辰”的纹饰的做法，而这件袍料的纹样布局及整体风格，又与华夏民族的龙袍不同，因此可能为辽国国王早期袍服的面料。金代常服春水之服，绣鹘捕鹅、杂以花卉。秋山之服以熊鹿山林为题材，这与女真族生活习俗有关。金朝仪仗服饰，以孔雀、对凤、云鹤、对鹅、双鹿、牡丹、莲荷、宝相花为饰，并以大小不同的宝仙花区别官阶高低，题材也与唐宋时期汉族装饰图案相类，而图案形式，则与元代相近。西夏的衣服面料实物，1975年银川西郊西夏陵区108号陪葬墓墓室中曾出土一些丝织品残片，其中有正反两面均以经线起花，经密纬疏的闪色织锦，有纬线显花空心工字形几何花纹的工字綾，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197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遗址以东20公里的老高苏木遗址出土穿枝牡丹纹和小团花纹丝织品残片，以及牡丹纹刺绣残片，作风写实，具有民间气息，与宋代装饰艺术作风一致。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老高苏木西夏遗址出土的牡丹纹、小团花纹丝织刺绣纹样及银川西夏陵区出土的工字纹綾纹样，与宋代汉族装饰艺术风格一致。元代的服饰纹样，无论是在山西芮城县永乐宫著名的元代壁画人物衣着，或是在《元典章》所载丝织品名目，或南北各地出土实物中所见到的，题材内容和装饰风格，大致都是在承袭两宋装饰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只有少数织金锦纹样糅入一些西域图案的影响。元代仪仗仍穿袧服，以各种生色花（写生花）为饰，《元典章》所载丝织品名目，大多用织金，如织金胸背麒麟，织金白泽，织金狮子，织金虎，织金豹，织金海马。另有青、红、绿诸色织金骨朵云缎、八宝骨朵云、八宝青朵云细花五色缎等花样。元代的服装曾先后在内蒙古集宁路故城、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山东邹县李裕庵墓等处出土。内蒙古集宁路元代故城出土的绣花夹半臂，衣长62厘米，两袖通长43厘米，袖宽34厘米，领口深3.5厘米，腰宽53厘米，下摆宽54厘米，用棕色四经绞罗作面料，衣领及前襟下部用挖花纱缝拼，米黄色绢作里，两肩所绣花纹极精细。有坐于池旁柳下看鸳鸯戏水的女子，坐于枫林中的男子，扬鞭骑驴的女子，以及莲荷、灵芝、菊、芦草、鹤、凤、兔、鹿、鲤、龟、鹭鸶等。其余衣身绣散点折枝花。绣法近于苏绣针法。山东邹县元李裕庵墓出土的有男绸袍、女斜裙等，有一件香黄色梅雀方补菱纹暗花绸夹半臂，补内织写实的梅树、石榴树、雀鸟、萱草等，雀鸟栖于树枝上对鸣呼应，极为生动。女裙为驼色荷花鸳鸯暗花綾制作，由莲花、鸳鸯、红蓼、茨菰、双鱼、四瓣花、水藻等排成满地散点，下衬曲水纹。香黄色如意连云暗花绸女夹袍，为交领、右衽、窄袖、腋下打裥，后中缝及左边开气，图案为穿枝灵芝间以古钱、银锭、珠、金锭、火珠、犀角、珊瑚等杂宝，花纹单位为9厘米×6厘米，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绸裙和缎裙，图案为团龙戏珠、祥云八宝、双凤牡丹及穿枝宝仙等，基本上都继承了宋代写实的装饰风格和柔丽之风。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郊盐湖一号古墓出土的黄色油绢窄袖辫线袄，肩领袖及襟边所镶纳石矢（织金锦），纹样造型粗犷，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的审美爱好。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代红地龟背团龙凤纹纳石矢佛衣披肩的图案，风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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